中国历史上的优良马种

中国马种的起源和演进

蒲氏野马曾被认为(Equusprzewalskii)中国北方马种的祖先。经过3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和调查研究，证明中国家马的祖先是野生马种E.caballus，其前一代为三门马(E.samenensis) ，它们都曾生存於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中国南方马种则起源於云南马(E.yunanensis)，它们的化石分布在以四川、云南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属龙山文化的山东历城城子崖、河南汤阴白营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马骨。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早期文化遗址出土的马下臼齿，经碳素断代并校正，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经鉴定与现代马无异。又据《周易?系辞下》载，黄帝、尧、舜时“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说明当时马已被驯化和用於使役。

中国古代马体一般比现代马种为高，历代曾出现过许多所谓“千里马 ”。春秋时卫国有六周尺(合今138厘米)以上母马(騋牝)3000匹。汉景帝时禁止高五尺九寸(合今135.7厘米)以上的壮年马出关，此高度正与秦始皇陵出土的陶马俑相等。宋代买马标准高合今130.2~145.7厘米。明代以来，由於战争的耗损和养马业的衰落，除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尚保存部分善种外，中国马种呈现退化趋势。

古代养马地区的分布

中国古代主要养马区与近代基本一致，但传统农区因社会经济条件与生态环境的变化，近数百年来马匹显著减少。

西北产马区

这一地区包括古代西域，草原丰美，各族人民历来以畜牧为生，盛产良马。2000多年来即为中国主要的良马资源地。陕西、甘肃地区养马也有悠久历史。公元前约900年，非子在汧、渭之野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受封，成为秦国的始祖，秦马也因此有名。以后汉、唐时的大型国营养马场，即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唐代安史之乱后，陇右陷於吐蕃，畜牧仍然发达。宋、明两代行茶马制度，每年从西北地区向内地输入马匹数以万计，其中也包括了唐马遗种。明代在陕、甘二省屯垦繁殖军马，又建养马场，直至河西走廊远处。清乾隆年间，设马场於西宁至嘉峪关外，伊犁、巴里坤两地马场规模尤大，还牧养由内蒙古和玉门运去的种马。

塞北产马区

长城以北广大的草原是蒙古马种的古老产地。战国以后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在此相继兴起，拥有庞大马群。通过民族间的贸易、战争和迁移，这一地区的大量马匹自周、秦以来不断传入中原。如唐代在北边设马市，贡马有的甚至来自贝加尔湖一带。明、清宣化、大同等边塞重镇每年向塞外市马定额达3.4万匹，并听任民间在边塞自由贩马。从辽、金、元到清代，察哈尔草原都是主要养马地。元代统治期间牧马地从西伯利亚东南部，经察哈尔至黄河下游，共划分为12个大牧区。清代在察哈尔全境组织蒙族发展养马，全国军马大多取给於此。

西南产马区

西南包括西藏地区养马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巴蜀商贾已在这里进行马匹和其他畜产贸易。东汉曾在四川、云南设置马苑。到宋代，西南马匹资源更受到重视。北宋到明末的茶马贸易，蜀马和以大理马为代表的滇、黔马是主要对象。西南马适於山区生态环境，不乏名贵良马，但作军用多不及北方马。据《桂海虞衡志?兽志》记载，南方所产“果下马” ，高不逾三尺，以广东德庆所产最佳。

关东产马区

东北地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产马地。春秋、战国时的东胡及继起的鲜卑、乌桓，都是骑猎部族。鲜卑东面嫩江、松花江流域的扶余人以营农为主，也产名马。契丹、女真族先后建立辽、金后，曾设有宏大的群牧组织。辽国养马达百余万匹，金世宗时仅7处群牧所养马达47万匹。明永乐年间设马市於辽东等地，收购来自松花江至黑龙江一带的马，并设立辽东苑马寺主持养马。清代早期也在东北设立马场，但养马业显著衰退。后因大量移民关外垦殖，迫切需要畜力，养马业又有发展，东北三省成为近百年来全国马数最多的地区。

中原产马区

中原自古车骑驰逐，养马颇盛。春秋、战国时期养马成风，后曾一度衰落。草原民族南迁，又使中原畜牧复盛。但因引入大量蒙古马种，使原有马种逐渐消失。山西雁门关为塞北马种入口地，唐代在河东(今山西)设有牧监，马产甚蕃。北宋牧监主要分布中原地区，全盛时多达14处。但有些牧监已和种植业发生矛盾，经营又欠善，以致有衰落趋势；但从辽、金、元各代在侵入这一地区后长期征掠马匹数量之多看来，民间养马仍很可观。北宋王安石的保马法，明代的官马民牧，主要都在这里推行。直到清代禁止民间养马，加之人口日繁、牧地不足，中原养马业才一蹶不振。

东南产马区

中国素有“南船北马”之说，东南地区养马业不发达，但也并非绝对不宜养马。如春秋末期长江下游的吴国因战车需要，马匹一度发展很快。自唐至宋代，都曾在南方浙江、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建立养马场。明初在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兴办牧监达14处，在中国南方历史上是空前的。

马匹用途的变化

养马最初是为了食肉。殷代曾用马作祭品。《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时，青海一带部落曾献“食马 ” 。后因马在军事、驿运等方面的重要性，不再用作祭品和殉葬品，而且严禁宰马。据《周礼?夏官》记载，周时马的主要用途可分为供繁殖用的“种马”、供军用的“戎马” 、供仪仗及祭典用的“齐马 ”、供驿运用的“道马”、供狩猎用的“田马”和仅可充杂役的“驽马 ”6类。按周代制度，仅周王可同时兼养6类；诸侯不许养前两类，大夫只许养后两类。这种约束到春秋时期即被冲破。

关於各种马匹用途的起源和演变，据《周易?系辞下》和唐《通典?礼》记载，黄帝、尧、舜时已发明马车。殷墟出土的马车构造已颇完备。殷、周时马车普遍用於车战、狩猎和载运。马耕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汉《盐铁论?未通》说，汉代“农夫以马耕载”，同书《散不足》篇又说“古者”马“行则服扼(轭)，止则就犁 ” ，当系事实。骑马始自何时，尚难确指。但把它广泛应用於生产和战争，无疑始自北方游牧民族。战国时中原各国为了对付北方骑马民族，纷纷改战车为骑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即其显例。驿马的地位历来仅次於军马。因古代陆上交通主要靠驿站，而无论驿骑或驿车都离不开马。春秋时已有驿，至汉、唐更发达。唐代每30里置驿站，每站备马8～75匹不等。元代靠驿运联系各汗国，《马可波罗游记》称每驿站有马20～400匹，全国共有驿马30万匹。此外，马还被用於运动。在反映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内蒙古狼山地区岩画中，已有马术表演的形像。在中原，马术始见於汉代宫廷娱乐，至唐代空前发达，出现了马背演技、舞马、赛马等项目。打马球起源於西藏，在唐代宫中盛行，迄明代发展成为一种军事体育运动。至於马乳饮用，则自古通行於草原民族，秦汉时传入中原。汉宫中设专官和匠工制成马乳酒，供皇室饮用，后传至民间。因其味甘，为古代医学家所推崇。

养马技术的发展

中国传统养马技术内容丰富，远在西法传入前已长期应用於民间，成效卓著。除不少已失传者外，主要有：1.相马术。春秋时伯乐、九方皋等相马名家辈出，并著有《相马经》。汉武帝时依大宛马铸“金马”为良马式立於长安。东汉马援著《铜马相法》，并铸立铜马模式於洛阳宫前。此后千年续有相马著作问世，如唐人撰写、明代改编的《相良马宝金歌》等。2.阉割术。3.饲养、繁殖与调教法。战国军事家吴起对先秦养马曾有总结性的阐述。北魏《齐民要术》指出养马要“食有三刍，饮有三时” ，也为后世所师法。在马的繁殖方面，唐、宋时已采取直肠妊娠检查法，并有登记申报制度；明代又有发展。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对良马的控肥法和调教法很有特色。蒙族发明的套马杆以及西北地区的绳圈捕马法等，迄今仍在应用。4.马种改良。汉武帝时从西域引入大宛马、乌孙马等，除供御用外，主要作种马，可视为中国马种改良的嚆矢。从汉末到隋、唐，续有西域良马输入，包括大宛马和波斯马，又有塞北草原部族的各色贡马，经过杂交，使唐马益壮。现在的河曲马和祁连山南北的地方品种就是唐马遗种。

马政沿革

商代甲骨卜辞记有管理商王马匹的马小臣。历史上由政府管理全国官民马匹的组织制度，最初酝酿於周代。《周礼》中的校人、牧师、圉师、廋人、趣马、巫马等职司，分掌马的放牧、饲养、调教、乘御和保健等任务。除周王室与诸侯养马外，又向下级徵发马匹以充军赋。春秋、战国之际已有“千乘之家 ” 、“万乘之国”以车马代表财富的语汇。秦、汉时边郡设苑养马，并成立太仆寺，马政机关从此形成；太仆一职也由周代周王车驾的御从，变成为马政长官，位列九卿。北朝起太仆寺兼管骆驼、牛、羊等牧政。

隋唐在陇右设牧监，除太仆寺统管全国牧政外，又设驾部主管驿马，汇集官私马牛杂畜的簿籍，以凭考课，马政组织至此大备。

宋代除仍有太仆寺和驾部外，又设群牧使。政府还设茶马寺，以茶叶等向西部少数民族换取马匹。王安石创行官马民养的保马法，但不久废止，以后改行民牧制度。辽、金、元马政组织基本仿效唐宋制度，以养马於塞外为主，并大肆搜刮民马。明初在全国南北各地推行马政，在陕甘和辽东设养马场，在农区厉行官督民牧，由太仆寺、苑马寺及行太仆寺分掌其事，统於兵部。后因草场日减、官吏乱职而未见成效。清代全盛期抑制内地民间养马，养马业日益衰落，只在察哈尔等地设若干马场，政府设太仆寺、上驷院，分管口外马场。清末军制改革，把持续2000余年的马政机构合并成军牧司，但上驷院仍保留到清代覆亡。

辛亥革命后，先在陆军部设立军马司。1936年南京政府军政部军牧科扩编成马政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养马业由政府农业部门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也一度成立马政局，分别主持军民马匹的繁殖改良工作。

国人为什麼在生肖中选中了马，显然是因为马很早便是人类的朋友了，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如果离开了马，就会逊色许多。历史上有“神马驮书”美丽神话故事，《易．系辞上》曰：“河出图，洛出书 ”，《尚书中侯．握河纪》：“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於河。”相传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 ”，伏羲根据这龙马和神龟驮来的“图”与“书”画成了八卦，这就成为“周易 ”的来源。传说中又有关“八骏马”的故事。《拾遗记》周穆王记载：“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二名翻羽，三名奔宵，四名超影，五名逾辉，六名超光，七名腾雾，八名挟翼，谓之‘八骏’也。”

古代对好马的重视，又演绎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如“老马识途 ”的典故，“白马非马”的哲理论辩。秦穆公时的伯乐、九方皋都是当时相马的高手，以至今天“伯乐”成了发现、培养人才的代名词。汉武帝还将作为良马的标准尺寸铸成“铜马法式”立于长安鲁班门外。1973年在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相马经》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相马专著。

由於人们爱马，马也成了绘画艺术对象。从甲骨文字刻写起人们就已经把马作为艺术表现题材了。但马的形象无论是在作用上、使用上或艺术创作上在秦以前都还没有其独立存在的地位。

马开始与人类产生关系恐怕还应从劳动开始。但马开始暂露头角还不是从劳动中来的，而是战争。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战事频仍，血雨腥风的年代，其中车战占了很大的成分。车战中马自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以青铜器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我们常能看到的是像尊、云纹犀尊或四羊方尊，甚至还有豕（猪）尊这样的青铜重器，绝少马的造型。只是到了秦朝，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 ”秦始皇陵的秦兵俑、铜车马，还有秦鎏金铜马车，那精绝的造马技艺乃叹为观止。秦兵马俑是横扫六合的秦始皇军队强兵壮马的形象再现。秦始皇陵，共由三个坑组成，埋葬了8000个与真人真马一样大的陶俑陶马，其中一号坑形成的军阵最为壮观，是步兵军阵，兵马数目达6000个。

1980年12月，在秦始皇陵西侧的车马坑裏发现两乘彩绘铜车马，是迄今为止中国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结构最复杂的铜铸车马，是举世无双的古代青铜器珍品。这种由四马并驾齐驱、托著篷盖的车，就是古代有名的“驷马安车”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由此而来。这两乘铜车马形制完整，驾具齐全，相当於真车马的二分之一。其中二号铜车马，重达1241公斤，车前方的四尊铜马，身长约110厘米，形态逼真，解剖关系合理。车前的御车铜俑，彩衣白领，两臂前伸作揽辔状。辔带、勒绳等都由青铜件连接而成，质感强烈。

铜车马其制作工艺的复杂多样和艰巨程度令人震惊，全车由3462个部件组成，共有介面3962处，工艺十分精巧复杂，三千多个零件基本上都是铸造成型，再经过锉磨、抛光而成。其中有1720件金银构件、饰物，华贵富丽，肃穆高雅，做工极为精细。车壁四周及椭圆形篷盖绘有彩色花纹图案，线条流畅，立体感强，犹如镶嵌一般。它不仅在青铜器史上留下崭新记载，而且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是以往所发现的考古资料中从未见到过的稀有珍品。

位於陕西太平县道常村西北的西汉霍去病的墓前花岗岩石刻是汉初雕刻艺术杰作。霍去病是西汉著名将军，五年内六次率部队，反击匈奴的侵忧，六战六捷，为解除匈奴对汉朝的军事威胁和打通西域的道路，立下不朽的功勋，但英年早逝，去世时仅24岁，汉武帝厚葬他。墓前十四件石雕中以动物为主，仅马的形象就有：马踏匈奴、跃马、卧马三件，作者运用寓意的手法，用气宇轩昂，傲然屹立的战马来象徵这位年青将军的英姿。

《马踏匈奴》再一次体验到中国雕塑艺术的写意传神的特点。看上去这样的半成品似乎是很笨拙的，没有雕空的下半身更让人感到似乎是十分沉重的大石块，那马虽然粗糙，但它仍然有一种灵动之势，那浅浅地雕刻的几笔就是马腿，它与马的上身连成一体，多余的没有雕空的石料根本不存在，有的是一个完整的马的形象。

汉代之后墓葬随葬品中马的造型增多了，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青铜“马超龙雀 ”（又名马踏飞燕）是一件圆雕的马，马的身体比例准确，造型生动，昂首扬尾，奔跑之势，马的体健美态给人产生腾飞空间流动感。象徵天乌马行空，疾驰如飞。三蹄腾空，一蹄踏於一只飞燕之上，由於重心平衡掌握得好，所以虽然它全身著力点只在后左足上，却仍是十分平稳。

“马踏飞燕”的精妙之处在於它的巧妙构思上，要表现一匹得道成仙的“天马行空”的主题，雕刻家可谓挖空心思，想像出这麼一个让马踏著飞燕宾士的造型。马的沉重的巨大身驱与小燕子的小巧灵活的身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而达到举重若轻的效果，马的沉重身躯变得轻巧灵活起来。尽管马的一只脚下踏一只飞燕是马的身体取得平衡的依据，但这不是这件作品的重点。重要的是这件作品成功地表现了马的飞奔之态，每一个细节都没有浪费。“马超龙雀 ”也说明马开始真正从战车中独立出来，以其超凡的想像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成为中国艺术的巅峰，以至它的形象曾3次出现在新中国的邮票上。

唐三彩是唐代陶器中的精华，是我国古代陶器中一颗璀灿的明珠。以普通的黏土制成，运用火的艺术使之成为不朽的艺术品，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便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以黄、褐、绿为基本釉色。因此后人把这类陶器称为“唐三彩” 。唐三彩在初唐、盛唐时达到高峰。安史之乱以后，随著唐王朝的逐步衰弱，由於瓷器的迅速发展，三彩器制作逐步衰退。后来又产生了“辽三彩”、“金三彩 ” 、但在数量、质量以及艺术性方面，都远不及唐三彩。

唐三彩的色釉有浓淡变化、互相浸润、斑驳淋漓的效果。在色彩的相互辉映中，显出堂皇富丽的艺术魅力。唐三彩马不但色彩堂皇富丽，而且物形体圆润、饱满，造型雍容华贵，从中可以显示出盛唐的时代风貌。唐三彩种类繁多，主要有人物、动物和日常生活用具。在各种动物塑像中，以马和骆驼为多，在唐三彩中出现如此之多的马和骆驼，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历史相一致的，集中反映了当时发达的交通运输业。1957年在西安鲜於庭诲墓出土的三彩三花马，是唐三彩马的代表作。

唐三彩一辞，不见於古代文献，最早的记载是民国时期。而世人对唐三彩的重视大约在本世纪初，1905-1909年，陇海铁路修筑期间，洛阳北邙山一带发现一批唐代墓葬，出土了为数颇多的唐三彩作品。这批唐三彩被运到了北京市场上，受到了国内外古器物研究者的重视和古玩商的垂青，从此，世人皆知唐三彩之名。建国以来，唐三彩之名长期沿用至今，当然，专业研究者则多以“唐彩色釉陶”之名称呼，从严格意义上说，后者更具科学性，因为从工艺上看，唐三彩是“釉”而算不上“彩 ”，但唐三彩是约定俗成的名称，有广泛的影响，因而保持这一名称。

马在战火纷飞的疆场，冲锋陷阵，纵横驰骋。留下了多少英雄立马的神话般的传说。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唐太宗墓前的昭陵六骏，都是中国古代的雕塑家为马传神，让这热烈的生命在坚硬的顽石上留下不朽的造型。最能代表唐代石雕艺术水平的是唐太宗的陕西昭陵的浮雕《昭陵六骏》，唐太宗李世民南征北战,先后骑六匹骏马驰骋疆场，长期的征战生涯使唐太宗李世民和战马结下了不解之缘。贞观十年（636年），开始营建昭陵。唐太宗李世民下了一道诏令，让著名的工艺家阎立德、美术家阎立设计督凿，把他在战争中骑过的六匹有功战马，采取佛教高肉浮雕法，刻在宽2米，高1．5米的大青石上，六骏东西对称排列，东为“飒露紫”，“拳毛騧”和“白蹄乌” ，西为“什伐赤 ”，“青骓”，“特勒骠” 。昭陵六骏，表现李世民在开创唐帝国重大战役中的鏖战雄姿，六匹马姿态各异，雄健异常，手法简洁浑厚，刻工精湛，高度体现了我国古代雕塑的艺术水平。

“昭陵六骏 ”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姿态，各有各的特点，作品的处理手法上，以写实为主。“飒露紫”描绘的是丘行恭为“飒露紫”拔箭的情景。“飒露紫 ”神态镇定，前腿挺立，肩颈由於疼痛而肌肉紧张，身体微向后倾，表现出它正在主动配合救援者的治疗。西元621年，唐军和王世充军在洛阳决战，李世民身陷敌阵，“飒露紫”胸前中箭，幸好侍卫丘行恭赶来护驾。他把坐骑让给李世民，自己一手牵著“飒露紫” ，一手持刀呼喊砍杀，保护李世民突出重围。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唐太宗特意下令把丘行恭与这匹战马刻在一起。其余五骏，以独立构成画面，有站立、有缓步款行、有宾士，形象各异，栩栩如生。

“昭陵六骏 ”其中“飒露紫” 、“拳毛騧”两具浮雕，1914年被美国文物走私商人勾结民族败类，打碎装箱，盗往美国，现存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现“飒露紫 ”保存最为完好。1917年，其余四具打碎装箱，准备再盗走，运至潼关途中，被当地爱国人士发觉截获追回。现保存在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内，成为稀世珍品。

中国有关马题材的绘画，也是从唐代开始的。唐朝最著名的画马名家是曹霸，张萱、韩斡。曹霸他的画被杜甫称为如同“九重真龙出”。唐代画家张萱作《虢国夫人游春图》，描绘的是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三妹虢国夫人及其眷从的闲散自在地策马春游。画中马丰润圆满，用线工细、设色典雅富丽并富有装饰性。

韩斡，生活于唐玄宗时代，少时贫寒，被王维发现并赏识，且资助其学画，终为画马名家，天宝初召入宫中为内廷供奉，当时陈阂画马独步一时，玄宗曾命韩斡效法陈阂，但斡干未从命，玄宗怪问其所以，韩斡答以：“臣自有师，今陛下内厩之马，皆臣之师也”（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可见他是注意研究体察生活，不墨守成规。韩斡所画马大部为御马形象，大多反映皇帝贵族射猎游乐等题材，体型多肉而少露筋骨。流传至今的作品有《牧马图》《照夜白图》。

《牧马图》绘黑白二马，一奚官虬髯戴襆头，手执韁缓行，马体态肥硕，具有神骏气势，全图不施背景，概括性强，用笔简练沈著，线条纤细遒劲，设色雅丽，人物形神兼备，衣纹疏密有致，显示出作者精谌的功力。

张萱、韩斡两人以线条勾勒马造型的绘画技法，成为开宗立派的领袖人物，历代画家均受影响，特别是宋李公麟、元赵孟頫皆受其影响。李公麟的《五马图》和赵盂頫的《人骑图》不离张韩其宗的。

宋朝是我国古代书画创作的一个繁荣时期，人才辈出，著名画家赵盂頫的《人骑图》，画一奚官乌帽朱衣，按辔徐行，人物神态奕然，骏马造型准确生动，用笔古朴秀雅，是赵盂頫代表作。

李公麟是北宋的一位著名画家，“白描大师”。在李公麟的传世作品中，最被认定真迹的是《五马图》，这也是他最具艺术造诣及个性风格的代表性作品，画中虽无名款，但他生前至交黄庭坚的笺题和后跋，足以证明此画的真实性。此画作於澄心堂纸上，用墨笔单线钩勒再略染淡墨，落笔轻重起伏，具有节奏感，充分表达了马的精神与质感。《五马图》表现的是西域进贡的五匹名马神态和奚官、马夫伺马情景。画为长卷，分五段。每个部分以线描勾成，用概括精简的流畅的线条，施以极清淡的颜色辅助。《五马图》对后世影响甚大，成为后世画鞍马人物的最佳范本。

近代画马代表是朗世宁。郎世甯出生於义大利米兰，郎世宁是汉名。西元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由欧洲耶稣会葡萄牙传道部派到中国，於康熙末年进入宫廷供职，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宠遇，长达数十年的中国宫廷艺术家的生涯。他的画风代表了当时的宫廷艺术品位，带有“中西合璧 ”的特色。西元1766年（清乾隆三十一年）郎世宁在北京病逝，丧礼备极哀荣。乾隆皇帝特下谕旨，亲撰墓志铭，葬於北京阜城门外。

郎世宁擅长动物画，创作有许多马图。《八马图》画烟云绿柳下八匹马，姿态各异，刻意写真，可谓马图代表作。郎世宁另一名画《百骏图》卷为清代绘画神品，描绘百骏卧立宾士，互噬，舐驹，涉渡神态百千，神妙逼真，原藏宫廷大内人莫能观。清溥仪出走，清宫为故宫博物院，方得以流览，此后蜚声世界艺坛。

现代画马名家首推徐悲鸿先生，他画的《九方皋》《奔马图》可谓妇幼皆知。青年时期他画的马，就显示不凡，当时著名的岭南派画家高剑父，高奇峰兄弟看到他的马图，就大加赞赏说：“虽古之韩斡，无以过也！”他画的马既有西方绘画中的造型，又有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写意，融中西绘画之长於一炉，笔墨酣畅，形神俱足。